帝国的幽灵：从荷兰殖民暴力到印尼1965年屠杀

本文通过比较1945-49年荷兰在印尼的“警察行动”与1965-66年苏哈托政权的反共大屠杀，揭示了一个被官方历史所掩盖的真相：后者并非一次单纯的国内冲突，而是前者殖民暴力的延续和变体。在“去殖民化”的表象之下，帝国的控制模式从直接军事占领转变为扶植本地代理人，以实现同样的经济掠夺和地缘政治目标，而大规模屠杀始终是其关键工具。

关键事实

• 事件名称: 印度尼西亚1965-66年反共大屠杀，在印尼被称为“1965年悲剧”（Tragedi 1965）。
• 导火索: 1965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凌晨，一个自称“九三〇运动”的军官团体绑架并杀害了六名陆军高级将领。时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少将迅速镇压了这场未遂政变，并将其归咎于印尼共产党（PKI）。
• 规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军方、准军事部队和宗教民兵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成员及其同情者展开了系统性屠杀。死亡人数估计在50万至200万之间。
• 外部介入: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为苏哈托军队提供了包括“杀戮名单”、通信设备、武器和宣传支持在内的援助，并从外交上掩盖了屠杀的真相。
• 后果: 屠杀巩固了苏哈托的权力，他于1967年正式取代苏加诺成为总统，开启了长达32年的“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印尼的政治光谱被彻底改写，强大的左翼力量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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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库的深处常常隐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连续性。被标记为不同时代、归因于不同行动者的暴力事件，在仔细检视下，会显露出相同的结构性DNA。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现代史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历史教科书通常将荷兰殖民统治的终结（1949年）与苏哈托“新秩序”的开端（1966年）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前者被定义为欧洲旧式殖民主义的黄昏，后者则被描绘成冷战背景下本土威权主义的兴起。然而，如果我们并置两场相隔不到二十年的大规模暴力——荷兰为夺回殖民地而发动的“警察行动”（Politionele acties）与苏哈托军方主导的反共大屠杀——一种更黑暗的图景便浮现出来：这并非断裂，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交接。帝国的幽灵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找到了更高效、更隐蔽的代理人。

这两场屠杀，一场以“恢复秩序”为名，另一场以“清除共产主义”为名，共同构成了理解新殖民主义暴力逻辑的关键。它们揭示了当一个帝国衰落，另一个帝国崛起时，暴力的工具和目标是如何被继承、改造和升级的。比较这两次事件，我们得以解剖帝国控制术从直接统治到间接支配的演变过程。

暴力模式比较：从殖民战争到代理人屠杀

维度	荷兰“警察行动” (1945–1949)	印尼1965–66年大屠杀
核心事件	为重新确立殖民统治而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进攻。	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及民兵对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同情者及左翼人士进行的系统性灭绝。
日期	1945年–1949年 (两次主要“行动”分别在1947年和1948年)	1965年10月 – 1966年中期 (高峰期)
死亡人数	约10万印度尼西亚人 (包括士兵和平民)；约5,000名荷兰士兵。	50万 – 200万平民被杀害；超过100万人未经审判被监禁。
主要行凶者	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 (KNIL)、荷兰正规军、当地辅助部队。	印度尼西亚陆军 (特别是RPKAD特种部队)、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NU) 的Banser青年团、Pancasila青年团等民兵组织。
外部势力	英国 (初期协助荷兰重返)、美国 (后期通过马歇尔计划施压荷兰停火)。	美国 (提供资金、武器、通信设备和PKI成员名单)、英国和澳大利亚 (进行心理战和秘密行动)。
经济动机	重新控制荷属东印度的种植园、油田和矿产等高利润殖民地资产。	为西方跨国公司打开印尼市场，推翻苏加诺的经济国有化政策，确保对石油、矿产和林业资源的开采权。
掩盖与宣传	将战争粉饰为“警察行动”，声称旨在恢复“法律与秩序”，打击“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宣传屠杀是“爱国”行为，是为保卫国家免遭“无神论的共产党”颠覆所必需的。西方媒体普遍淡化或合理化这场屠杀。
当代地位	荷兰政府长期否认战争罪行，直至2020年代才正式承认并有限道歉，但赔偿问题仍悬而未决。	在印尼仍是高度敏感的政治禁忌。苏哈托时代的官方叙事仍有影响力，没有官方的真相与和解进程，加害者普遍未受追究。

暴力机器的交接

表面上看，荷兰殖民军与苏哈托的印尼国家军队（TNI）是两支截然不同的武装力量。但实际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产物和继承者。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KNIL）在殖民时期广泛招募印尼本地士兵，特别是来自某些被认为“尚武”的族群。日本占领期间，这些受过荷兰军事训练的军官和士兵中的一部分，又被吸收到日军组建的“乡土防卫义勇军”（PETA）中，苏哈托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二战后，当印尼共和国成立时，其军队的核心骨干正是这些兼具荷兰和日本军事传统的军人。

“一支军队的DNA一旦形成，便极难改变。TNI继承了KNIL的内部安全导向、对平民政治的怀疑，以及将自身视为国家终极守护者的精英意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一部可以对内镇压的机器。” — Benedict Anderson, 爪哇政治学者 (改编引述)

因此，当苏哈托在1965年调动军队时，他所指挥的这台暴力机器，其组织结构、指挥链和镇压逻辑，都带有深刻的殖民烙印。荷兰人用它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苏哈托则用它来消灭国内政治对手。两者都将大规模暴力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第一手段，都擅长利用和武装地方民兵（荷兰人利用少数族裔辅助部队，苏哈托利用宗教和青年民兵）来执行最血腥的任务，从而使国家军队得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专业”形象。

帝国的新旧面孔

如果说行凶的军队是暴力的“硬件”，那么驱动暴力的外部帝国势力则是其“操作系统”。在1945-49年间，这个系统是透明的：海牙的荷兰政府直接下达命令，其目标是维护一个日渐衰落的殖民帝国。尽管面临国际压力，但其行动的殖民性质无可辩驳。

到了1965年，帝国的面孔变得模糊而现代。美国取代了荷兰，成为在印尼拥有最主要战略利益的外部力量。但与荷兰不同，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策略。它的目标不是直接占领，而是确保印尼留在西方阵营，并向其资本开放。

苏加诺总统奉行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以及他对国内共产党（PKI）的容忍，被华盛顿视为眼中钉。PKI是当时除苏联和中国之外最大的共产党，通过和平、合法的议会道路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这对于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深度参与其中。英国通过其在马来西亚的宣传部门，发动了旨在抹黑苏加诺和PKI、煽动反共情绪的心理战。澳大利亚则提供了通信设备，帮助苏哈托的军队协调各地的屠杀行动。这种“幕后指导”的模式，比旧式的殖民炮舰外交更为致命，也更难追责。

从种植园到矿山：不变的掠夺逻辑

暴力的最终目的始终是经济。荷兰发动“警察行动”是为了夺回其在印尼的经济命脉——橡胶、蔗糖、咖啡种植园和壳牌的油田。这些资产在战前为荷兰贡献了高达15%的国民收入。战争是为资本服务的，这一点在当时昭然若揭。

1965年的情况同样如此，只是形式更为现代。苏加诺政府推行的“有指导的民主”和经济政策，强调国有化和自给自足，限制外国资本的过度渗透。这与美国主导的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格格不入。苏哈托的政变则是一次彻底的经济转向。

在他掌权后，立即采取了以下步骤：

1. 重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接受其主导的经济改革方案。
2. 颁布1967年《外国投资法》：为外国资本提供长达30年的税收减免和其他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条件。
3. 组建技术官僚团队：由一批被称为“伯克利黑手党”（Berkeley Mafia）的、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主导国家经济政策，全面推行自由市场原则。

从荷兰的种植园经济到苏哈托的矿产开采经济，掠夺的本质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受益者和法律外衣。1965年的屠杀，正是为这种新形式的经济掠夺扫清政治障碍的血腥奠基仪式。

20世纪国家支持的屠杀事件死亡人数比较

50万+ 印尼大屠杀 (1965-66)

20万+ 危地马拉种族灭绝 (1960-96)

80万+ 卢旺达大屠杀 (1994)

沉默的档案与有罪的共谋

暴力最大的盟友是沉默。荷兰政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坚持其“警察行动”的叙事，系统性地否认战争罪行的存在。直到21世纪，在记者、历史学家和幸存者后代不懈的努力下，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迫使荷兰政府做出迟来的道歉。

印尼1965年大屠杀的沉默则更为深厚和制度化。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通过恐惧和宣传，将这段历史从公共记忆中抹去。教科书赞美屠杀是英雄壮举，任何试图调查或纪念遇难者的行为都可能招致报复。西方世界也乐于配合这种沉默。在大屠杀发生时，《时代》杂志的报道标题是“来自印尼的好消息”，许多西方决策者和评论员认为，这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必要代价。

“这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都羞于讲述的历史，是那些在暴力中幸存下来却又害怕讲述的人的历史，也是那些制造了暴力却又极力否认的人的历史……这是一段被故意遗忘的历史，是权力者希望我们永远不要知道的历史。” — Joshua Oppenheimer, 电影《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 导演, 2012

今天，尽管印尼已进入民主化时期，但1965年的幽灵依然盘旋。军方在政治中仍有巨大影响力，当年的行凶者及其后代依然身居高位。为遇难者伸张正义、进行全国性的真相与和解，仍然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这种有罪不罚的局面，不仅是对死者的侮辱，也是对生者的持续威胁，它意味着国家暴力随时可能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重演。

定论

将荷兰的“警察行动”与苏哈托的1965年大屠杀并置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明确而令人不安的。1965年的事件并非一次简单的权力更迭或国内冲突，而是全球帝国体系权力交接的血腥产物。它标志着一种新殖民暴力模式的成熟：不再需要白人殖民者亲自上阵，而是通过扶植本地军事精英，利用现代通信和情报技术，以“反共”之名，执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从而为全球资本的扩张清除障碍。荷兰殖民者和美国冷战战略家们分享了同一个目标——控制印尼的资源和地缘战略位置，他们只是采用了不同时代的方法。

这场屠杀的模式——被历史学家文森特·贝文斯（Vincent Bevins）命名为“雅加达方法”（The Jakarta Method）——随后被成功“出口”到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从智利的皮诺切特到阿根廷的军政府，都复制了这种在美国支持下、以清除左翼为名义进行大规模屠杀和建立独裁统治的剧本。印尼，成了这场全球反革命浪潮的血腥试验场和样板间。

历史的启示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的暴力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连续性。它会随着时代改变其外衣和说辞，从“文明的使命”到“恢复秩序”，再到“捍卫自由世界”。然而，其内核——服务于经济掠夺和地缘控制——始终不变。1965年的印尼是一个警示，它提醒我们，最残酷的暴行往往发生在权力交接的真空地带，并常常被“进步”和“现代化”的话语所掩盖。

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揭示了沉默的共谋是暴力得以持续的关键。国家档案馆的封锁、媒体的歪曲报道、学术界的视而不见，共同构筑了一堵高墙，将真相掩埋了数十年。打破这种沉默，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追求，更是为了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一个其繁荣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被遗忘的万人坑之上的世界。

资料来源与进一步阅读

• Bevins, Vincent. (2020). The Jakarta Method: Washington's Anticommunist Crusade and the Mass Murder Program That Shaped Our World. PublicAffairs. https://www.publicaffairsbooks.com/titles/vincent-bevins/the-jakarta-method/9781541742406/
• Robinson, Geoffrey B. (2018). 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1965-6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161389/the-killing-season
• Oppenheimer, Joshua (Director). (2012). The Act of Killing [Film]. Drafthouse Films. https://www.imdb.com/title/tt2112422/
• Melvin, Jess. (2018). The Army and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Routledge. https://www.routledge.com/The-Army-and-the-Indonesian-Genocide-Mechanics-of-Mass-Murder/Melvin/p/book/9781138574694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17). U.S. Embassy Tracked Indonesia Mass Murder 1965. 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indonesia/2017-10-17/us-embassy-tracked-indonesia-mass-murder-1965